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:2024-08-04 12:32:52
“三玄”是魏晋时期人们对先秦典籍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三部书的总称。“三玄”一词始见于北齐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:“洎于梁世,兹风复阐,《庄》《老》《周易》,总谓三玄。”兹风指玄学清谈之风。梁代清谈复盛,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之学从而再兴。
“玄”这一概念源于《老子》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,是奥妙莫测之意。扬雄也讲玄,他在《太玄·玄摛》说:“玄者,幽搞万类,不见形者也。"王弼《老子指略》说:“玄,谓之深者也。" 称 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为“三玄”,是因它们含有非常深奥的学问。魏晋玄学研究这种学问,所以有玄学之名。当时的玄学家无一不从事三玄之学的研究。例如:何晏作《道德论》;王弼注《老子》《周易》,著《老子指略》与《周易略例》;阮籍尤好庄、老与周易,作《通老论》《达庄论》和《通易论》;嵇康自称“老子庄周,吾之师也”;向秀、郭象则注《庄子》。
魏晋三玄之学已与先秦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不同,主要表现在:首先,先秦的《易》学属于儒家系统,魏晋玄学则以老庄解《易》,是儒道结合的产物。王弼的《周易注》和《周易略例》就是以老庄解《易》的典型代表作。其次,先秦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是反对儒家礼教的,而魏晋玄学家所解释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,除嵇康、阮籍之外,一般是调和儒道,或主张儒道合一的。例如,王弼用老子的思想解释《论语》,认为名教(儒家礼教)是自然的表现,郭象则认为名教即是自然,在他的学说中,儒家与道家是合二而一的。
如果追溯这两种差别出现的原因,我们就必须要回顾当时的历史环境。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,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。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到东汉汉章帝《白虎通》将其无限神化,儒家思想一直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,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天下,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。东汉末年,社会矛盾激化,黄巾起义爆发,东汉王朝覆灭,儒学也受到沉重的打击,“旧居之庙(指孔庙),毁而不修,褒成之后,绝而莫继,阙里不闻讲颂之声,四时不睹蒸尝之位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)。两汉经学随之衰落。汉代经学,经注繁琐,人不得其要领,神学粗糙,易被识破。到魏晋时期,统洽阶级无法再沿用前代的官方晢学,不得不建立新的理论来克服这些毛病。此时,玄学兴起,哲学思辨精致简约,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,同时在哲学上抛弃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说教,将老庄哲学进行改造以对儒家名教作新的理论上的论证,从而调和了儒道两者的思想,弥补了汉代儒学的不足,一跃成为显学高论,风行于世。
关于这一点,北大哲学教授、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做过精辟的论述。他认为魏晋的思想体为“本体之学,为本末有无之辨”,它贵尚玄远,其特点是稍略于具体事项,而究心于抽象的原理。与先秦诸子的百花齐放对比,玄学的重点,则在于融会贯通儒道两家,刑名之论,阴阳家之说,则被尽可能的忽略掉;同汉代学术的质实相比,魏晋玄学则把形而上的哲理放在高位,论事辩理,不带俗气,别有风骨;它承袭儒道两家的精华,又接引外来的佛教,使得般若经与《老》《庄》在一个自由的氛围里对话,奠定了佛学在下一个世代里声势显赫的基础:天台华严,双峰竞秀,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巅峰。
最后,《老子》《庄子》,在哲学上原皆主张“有生于无”之说;魏晋玄学所解释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,讲“以无为本、以有为末”或万物的自生独化。
老子认为,“有”为看得见的具体事物,“无”即是看不见的“道”,为万物的本源。“有”由“无”产生。《老子·四十章》: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到了魏晋玄学这里,“有无”问题已经成为中心。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“无”当作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,提出了“以无为体”的本体论思想。他们认为,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,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,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杂乱无章无以统一,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。在他们看来,“有”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,“有”只能依赖于本体“无”才能存在。崇有论者则反对贵无思想,否认无能生有,认为有是自生的,自生之物以有为体。郭象既反对“无中生有”说,亦反对有必“以无为体”说,主张有之自生说,并认为“有”是各个独自存在的,不需要一个“无”作为自己的本体。把万物都看作是自生独化的,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,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。